记者 刘亚宁
截至2026年3月26日，全国已有20个省份公布了2025年常住人口数据。从全国层面看，2025年全国人口减少339万，连续4年负增长，自然增长率降至-2.41‰。在此宏观背景下，各省人口表现分化明显——仅有广东、浙江、新疆、海南、宁夏5个省份实现常住人口增量上涨，其余省份均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口下降压力。
具体来看，2025年，在人口总量上，广东、山东、江苏暂居前三位。从增量来看，5个实现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中，广东以79万人的增量依旧领跑，浙江紧随其后，同比增加31万人。而在人口增速下滑的省份中，四川降幅最大，2025年常住人口同比减少46万人。
刘亚宁制图
若将这些省份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与2024年相比，15个省份的增量同比减少。其中，北京、贵州、天津、青海、宁夏、海南、广东、重庆、山西的增量变化最小，差距均在3万人以内；而安徽和四川的变化最大，分别减少43万人和42万人。
此外，有两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增量由正转负，分别是安徽和福建。江苏和天津则是由零增长转为负增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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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持续领跑
2025年，广东常住人口12859万人，比上年末增加79万人。全年出生人口达100.3万人，已连续6年成为全国唯一出生人口超百万的省份，连续8年蝉联“第一生育大省”。
对一个省份来说，常住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（即“人口净流入”）。在广东79万的人口增量中，人口自然增长数量达29万人，机械增长为50万人。可见，支撑广东人口增长的，既有相对较高的生育率，也有其强大的人口虹吸能力。
除广东之外，同为经济大省的浙江是另一个保持大规模人口增长的省份。2025年，浙江常住人口为6701万人，同比增长31万人。与广东不同的是，浙江的人口自然增长数量为-7.9万人，机械增长达38.9万人，外来人口的持续流入撑起了浙江的人口增长。
如果将时间轴拉长，浙江是唯一能与广东在人口增长这条“赛道”上比肩的省份。数据显示，2021年至2023年，浙江的常住人口增量曾连续3年超过广东。
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认为，广东和浙江之所以能保持人口增长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。一方面，两地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高端产业生态。完整的产业链带来了大量高质素的就业机会，不少企业还为人才提供高薪岗位，从而吸引人才向两省集聚。另一方面，广东和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。广东拥有深圳、广州、佛山、东莞4座“万亿之城”，创业氛围浓厚，吸引了大量年轻人。浙江的县域经济同样发达，百强县中浙江占据多数，城乡富裕程度高，义乌是典型代表。民营经济为两地带来了大量创业和就业机会。
江苏“拐点”之困
在已公布常住人口数据的20个省份中，安徽、江苏和福建的常住人口增量与2024年相比由正转负。其中，安徽从2024年的增加2万人转为2025年的减少41万人；江苏从2024年的零增长转为2025年的减少8万人，这也是江苏自197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；福建则从2024年的增加10万人转为2025年的减少3万人，这也是福建常住人口在2023年首次下降后，再次出现了下降。
作为经济第二大省，江苏的常住人口发展情况与广东为何截然不同？
2025年，江苏常住人口数量为8318万人。从人口自然增长来看，2025年江苏出生率为4.2‰，死亡率为7.8‰，自然增长率为-3.6‰，均低于广东和浙江。以常住人口数计算，2025年江苏出生人口为35.8万人，死亡人口为66.4万人，自然增长为-30.6万人，机械增长则为22.6万人。由此可见，江苏人口的减少，归因于自然增长持续走低。
此外，江苏的老龄化也十分严重。2024年，江苏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25.5%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.5个百分点；而广东这一比例为14.86%，比全国低了7.14个百分点。
同时，在人口吸引力方面，江苏也和广东有一定差距。在丁长发看来，江苏人口吸引力下滑，首先是外资企业收缩带来的影响。以苏州为例，作为外资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，近年来外资企业部分撤走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苏州乃至整个江苏对人口的吸引力。其次是毗邻上海的虹吸效应，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，对周边区域的人才和资源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。与此同时，杭州的崛起，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虹吸效应。
江苏的遭遇并非个例，同样位于沿海地区的福建，也面临着类似的人口压力。2025年，福建常住人口为4190万人，2025年的出生人口为22.5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5.37‰；死亡人口为28.9万人，人口死亡率6.89‰，减少了6.4万人，自然增长率为-1.52‰。与江苏不同的是，福建的自然增长虽未构成太大拖累，但其机械增长也仅为3.4万人，难以对冲自然增长带来的缺口。
在丁长发看来，福建地处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中国经济增长极之间，处于“南北夹击”的地理位置。以厦门大学毕业生为例，学生毕业最想去的地方大多是深圳、广州，其次是杭州、上海。这两大增长极不仅吸引了福建的高校毕业生，也吸引了大量的产业、资本和人才——在珠三角、长三角经商和投资的福建人数量相当可观。福建既享受不到长三角、珠三角那样的人口流入红利，又面临本地人才、资本被“双向虹吸”的压力，人口增长自然承压。
地处中部的安徽则面临另一种增长困局。2025年，安徽常住人口为6082万人，自然增长为-23.4万人，机械增长为-17.6万人。低生育率与人口外流双重压力叠加，导致安徽常住人口持续减少。
与安徽整体常住人口持续减少形成反差的是，2024年合肥人口突破千万，成为全国第十八个千万人口大市。这背后离不开安徽近年来力推的“强省会”战略。但从全省层面来看，这一战略尚未在带动人口增长上显现出明显效果。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认为，“强省会”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增长极战略，其效果尚未显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。
第一，“强省会”战略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。在增长极建设的第一阶段，“强省会”战略强化首位城市作用，虹吸效应占据主导，重点吸引省内周边城市人口。结果是省会人口占比提升，但全省总人口并未增加，甚至因地方人口加速外流而加剧了全省人口收缩。
第二，产业能级尚未形成跨省吸附力。增长极建设初期，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，集聚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向外扩散。上海便是典型案例，只有产业发展成熟后，产业和人才向周边转移。而目前安徽等省份的产业集群尚未发展到这一阶段，难以形成对省外人口的吸引力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强省会战略是错误的，只有做强省会、做强产业集群，未来才能形成对省外人口的吸引力。
第三，低生育率抵消了人口增长潜力。在全国低生育率背景下，育龄人口减少导致整体生育水平持续走低，新增人口难以弥补生育率下降带来的缺口，短期内提高人口总量难度较大。
中西部省份加速流失
同样实行“强省会”战略的还有四川、湖北，其常住人口变化情况与安徽类似。2025年，四川常住人口减少46万人，而在2024年，四川常住人口同比仅减少4万人，两年间减少了42万人。值得关注的是，2024年四川尚有21万的机械增长，人口仍呈净流入状态；2025年则首次出现人口净流出，流出数量达10.8万人。自然增长量减少35.2万人，净流出10.8万人，共同导致了2025年四川常住人口减少46万人的总体规模。
2024年，湖北常住人口仅减少4万人，2025年减幅扩大至23万人。其中，自然增长为-26.8万人，机械增长为3.8万人。自然增长的缺口过大，使得人口净流入难以对冲。
对于中西部内陆省份而言，它们既面临低生育率的压力，又缺乏沿海发达地区那样的人口虹吸能力，如何改善人口状况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石智雷认为，内陆省份应当走多中心、网络化的省级空间发展道路，通过优化空间格局、调整产业结构、转变人才政策，系统提升人口吸引力。
具体来看，首先应优化空间格局，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协同。河南在这方面做得较为突出：虽然郑州实力不算特别强，但南阳、信阳、开封、洛阳等几个地级市的发展都不错，这种多中心格局有利于留住人口，发挥空间集聚效应。
其次应调整产业结构，从“转移”转向“培育内生动力”。过去一直强调承接东部产业转移，但现在仅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已不足以吸引人口。内陆省份要练好内功，结合自身禀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。四川的电子信息、湖北的光电子、安徽的新能源汽车，都已经形成一定基础。其他内陆省份也应当找到自己的特色和优势，以此作为人口吸引力的突破口。
第三是转变人才政策，从“抢人才”转向“留人口”。过去各地都在争抢高端人才，但这种方式只有上海、北京、广东等省市能做到。对于大多数省份而言，人口是人才的基底，没有人口支撑，人才也无从谈起。应当从抢夺人才转向留住人口——有人口就有产业，有产业的未来，才能吸引更多人才。
总的来看，2025年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有增有减，分化明显，各地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口压力。在人口总量连续负增长的大背景下，如何结合自身实际吸引人，留住人、已成为各地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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